每当孙可望这么说话的时候,许平知道他就是要推销他那一套理政理念了,不过许平并不讨厌听,因为除了效果一般都不错外,孙可望的歪理邪说也挺有意思:“孙兄请讲。”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所以士农工商,士人当然是头一等放心的了。”孙可望伸出一根指头:“可是商人,前有弦高之流,存亡续绝,言辞折苏张;后有吕氏之辈,霸王真龙之位,彼氏眼中不过一奇货尔。这种人若不竭力打压,天子晚上如何能睡得着觉?工匠,制兵修革,王师赖以攻伐夺取,筑城修垒,天子得以稳固社稷,岂有不牢牢握在掌心之理?而农人,自古亦有水舟之说,僭越之徒不必说,纵有天命在身,无德仍二世而灭,有德亦不过三百载,当然也要提防。”
“原来孙兄的意思是,天子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因为天子不敢与别人共治,尤其是商人。”
“哈哈,正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孙可望重复一遍这对联,带着一丝不屑说道:“他们也就这点本事,真作乱便似乳狗扑人,人人得而制之。”
“唯力是视啊。”许平忍不住又是一通摇头。在开封体察民情的时候,许平现一个问题,就是百姓们虽然对不用缴纳皇粮感到很高兴,但真的有一段时间不缴纳后,他们又会心里不安。因为千百年来种地缴粮乃是天经地义,以前太多固然是缴不起所以要盼着闯营来,但现在一点不缴又常常心虚觉得欠了债一般。
与这种对大明天子的隐隐歉意相反,百姓对缴纳孙可望那些关卡税金很有抵触情绪,虽然他们感激闯营轰走了破家灭门的地方官,但心中仍视闯营为贼,觉得给贼交银子是不没有道理的。那些许平训练的地方民团不用说,就是近卫营中的官兵,也有不少人盼着朝廷早日招安,只要大明天子许诺既往不咎、不收缴无论如何也交不出的粮税,他们还是指望有一天能回去当老实良民。许平对此有些担忧,不过他估计唯力是视的孙可望对此不屑一顾。
果然。
孙可望听到许平说起这些事后,满不在乎地笑道:“他们也就是嘴里上抱怨、抱怨罢了,我还真不信谁敢不交,或是谁敢私通官府作乱。”
其实许平心里有一个想法:“国民书局,刚出了夏批社会合约述第二卷。”
“哦,那个夏生,那本著名的反书,又有什么有意思的说法么?”
“夏生在第二卷一开头,讲了一个故事,是讲一些远涉重洋到我们中华来的泰西人,他们对我们中华的风物都感慨不已。”
“那当然。”孙可望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们中华幅员辽阔,应有尽有,这些海外蛮夷估计是大开眼界。”
“孙兄所言固然,但最让这些泰西人感动的是……”许平对孙可望转述道,很多西方人看到在大明治下,很多老者受到官府的优待,甚至有专门为他们预备的上好大米供这些老人食用,而不是像西方那些老迈的领民,被领主当作没有压榨潜力的废物而弃若鄙履:“……我中华富有四海,外邦自是不如,但更有儒家的仁爱,让我们中华像是黑夜中的明月,风雨中的铜标,令万邦敬仰。”
“是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孙可望似乎也有点感慨,不过:“不过,当今圣天子在位,好像这些都没了吧?”
“是的,都取消了。夏生的书里跟着就说到了这个,我中华自古敬老爱人,唐时便是死囚,亦曾有过冬添被褥、夏给纱帐之事。非为利也,为仁也——此华夏所以有别于蛮夷。可是夏生说这从来都是属于恩赐,予者自谓积德行善,而受者也感恩戴德。既然是恩赐,那么拿走百姓也无话可说。”
许平又引述夏完淳的一些论述:这些灾民世世代代都是大明的子民,他们的前辈缴纳皇粮,维持大明朝廷的运转,如果说得更远一些,他们当年贡献子弟跟着明太祖打天下,就是因为明太祖许诺要驱逐鞑虏,给天下万民一个干净的乾坤。
“……不管怎么说,太祖高皇帝许诺的仁政绝不会是夺走百姓的口中的活命粮,更不会是拉走农民的妻女。恰恰相反,太祖高皇帝保证每个良民都能活下去,只要勤劳耕作便能免于饥寒,如果大明天子做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是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许诺,撕毁了百姓拥戴他为天子的合约。此刻,他是贼而不再是天子了。”
“夏生、儒家……也就是儒生会去研究为什么要造反,不但要造反,还要造得堂堂正正。怪不得祖龙要把他们都坑了。”孙可望摇摇头:“嗯,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儒、侠,还不是一回事。大将军打算在归德推广夏学么?”
“是的,我们要让向百姓教谕夏学,让他们明白大明天子违背了三百年前与万名订下的合约,而我们愿意和他们订下新的约定,只要他们支持闯营,我们就保证他们安全,保证他们不会忍饥挨饿。”
争取民心很重要,孙可望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不反对:“刚柔并济,儒法兼重,我觉得许兄弟的意思很好。”
“不但要对百姓讲,我们自己的地方官也要信奉夏学,提供给饥民食物,赡养孤老是我们闯营不容推辞的责任。”
如果能成功的话,孙可望相信对扫清明廷在河南的残余号召力大有好处:“我觉得可以,我会安排这样的告示的。”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能说这本书是夏批社会合约述。”许平担心这样会给夏完淳惹来麻烦,虽然狂生到处都是,但是著作成为叛军服膺的学说,估计还是太过耸人听闻:“就说是我许平批的社会合约述好了,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会有算夏生的名气;此外,给官府一个借口,他们估计也懒得搭理一个狂生。”
自古以来,虽然儒学一直强调仁爱是应该的,是统治者必须拥有的品德,不过对百姓的回报,仍始终被视为意外的恩赐。无论是明君、还是清官,无论是申冤、还是赈灾,都会被视为出义务范畴的善行,而受益者,也往往会对朝廷的给予感激涕零。
在黄石来到的这个时空,孔子诞生两千两百年整,归德府闯营政权次承认赈济灾民、赡养孤老是政权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政府相对于治下百姓纳粮、纳银义务的对等义务。在穿越者影响的这个时空里,所有以归德闯营这个宣示为诞生标志,有关国民社会福利的法律,以及它们的衍生法、修正案,被统称为“归德法”;这个宣示被称为归德宣示或孙可望宣示。
从归德宣示开始,夏学——由穿越者带来这个世界的舶来品、由夏完淳经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新儒学分支,在近卫营——同样由穿越者带来、由许平经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行治国实践。
为什么忤逆是堪比叛国的大罪?为什么我们可以自称礼仪之邦、仁爱之乡?为什么我们会有归德法?因为我们是儒学统治的国家,是圣人的故乡!
今天在座的诸君,要决定悬壶修改案的命运。如果悬壶案不能通过,那归德法就不会完整,这同样是关乎百姓的性命。这个修改案的逻辑和本质,和令人敬仰的陕王殿下几十年前的归德宣示如出一辙。活命、不仅仅需要吃饭、也需要治病。
我承认这会花去一大笔银子,但会拯救无数的性命,我们可以和中国的百姓交代:你们的银子没有被浪费,它们被用来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性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性命,如果有一天你不幸遭遇贫寒,它还可能会救你的命,如果你的子孙遇到这样的不幸,它还会救你的子子孙孙。只要我们的国家还存在,悬壶修改案就会一如既往地保佑我们的子孙。
见死不救,对我们中华的男人来说,这是比浪荡败家子还要令人厌恶;对女子来说,这比放荡不贞还要遭人唾弃。我们是儒学统治的国家啊,无论是泰西列国、还是南洋盟邦,当他们听说一个人是来自中华时,就会肃然起敬:啊,这一定是位善良君子,因为他来自一个充满仁爱的国度。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可以评判暴秦的劣迹,可总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也要成为古人,去交给我们的后人评判。如果悬壶修改案今天不能通过,那千秋万世之后,我们的后人又该如何评价齐王朝,如何评价今天在座的诸君?难道齐王朝是见死不救的王朝,在座的诸位国卿都是见死不救的禽兽吗?我们还敢自称是圣人的同乡吗?海外的诸邦又会如何看待一个见死不救却自称仁爱的国家?这尊敬并不是我们赢得的,但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毫不珍惜吗?
——摘自李大夫在国卿院为决定是否应该向穷人提供医疗福利而举行的辩论中的言。
辩论前,因为巨额的开支预算,二百位国卿中有一百六十人公开表示反对,其中半数表示即使大大缩减开支也绝不会同意由国家出钱给人付医药费——这前所未有的想法实在太荒唐了。